“北漂”两千年

作者:未知 来源:《意林》

  先秦“京漂”热衷借住。孔子到处当“沙发客”

  春秋战国时期是“京漂”最早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的兴起和强大,各国的“人才消费量”大增,“养士之风”盛行。“京漂”应运而生。

  当时“京漂”的首选地并非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阳,而是各诸侯国所在的都城。先秦时期“京漂”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当“门客”或“周游”做说客。

  鲁国人孔丘被后世奉为孔圣人,他从55岁一直漂到68岁,前后历时14载,后世称之为“周游列国”。古今漂泊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居无定所”,如何解决住宿问题是能否继续混下去的前提,孔子的办法是“借住”。

  为了省钱,每到一地多是借住朋友家。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卫国,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不久从卫国去陈国,则“主于司城贞子家”。

  唐代“京漂”一边结交权贵,一边“隐居”终南山

  古代“京漂”的又一黄金时代是唐代。当时,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超百万,因为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体,大多以“进京赶考”的面目出现。

  唐代“京漂”群体有多大史料上没统计,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文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如李白、王维、杜甫这些著名诗人,当年全都是“京漂”。

  唐代的“京漂”几乎没有人不拜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文人一般采取“行卷”的方式,通过献诗结识贵人。据说,李白的“京漂”经历前后有两次,开元十八年(730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首都长安,由于没有功名,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玉真仙人词》,希望御妹帮忙。但李白并没能因此而当上国家“公务员”,在长安白混一年多。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京漂”,才得以“供奉翰林”,却又不被重视,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临走前,李白愤然写下《行路难》,感叹“行路难,归去来”。

  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京漂”,《新唐书·杜甫传》称,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前后近10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却又不想干,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其时杜甫已44岁。倒霉的是,当年年底爆发了“安史之乱”,刚有了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

  唐代“京漂”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城里住不了,他们一般就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圣地,也是当时“京漂文人”的聚居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当年都曾暂居于此,雅称“隐居”。

  北宋“京漂”住房难。欧阳修也要租房子,宋代的首都开始东移,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宋初,开封的商业已很繁荣,有日市、夜市、早市、季节市、定期市等,《开封志》记载:“八荒争凑,万国成通。”

  商业的大发展,加上已成熟的科举制度,让开封不只是读书人的发迹城市,还是生意人的发财宝地。北宋“京漂”的身份因此不再单一,既有求取功名者,也有淘金者,还有卖艺者。如《水浒传》中的文学人物、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便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所谓“打踅”,就是指到处漂泊谋生;而“行院”,则是在妓院中从业。

  在历代“京漂”中,最为房子头疼的大概是宋代“京漂”。宋代京官绝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住宿问题一般靠租房解决,即便官至翰林学士、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欧阳修也是租房子。

  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找寺院或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京漂”会馆成为首选落脚点

  元、明、清朝均定都于北京,所以这一时期的“京漂”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游记显示,当时的大都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年18岁的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到清代,京城会馆大增。据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