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作者:刘黎平 来源:《意林》

  曾国藩家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是写给家人看的。然而,在风云变幻的清末,作为一代重臣的他,其身负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还有一方军政局面,因此,对老曾家书的解读也会往上延伸,例如有观点认为他的家书是写给咸丰皇帝看的,以表明自己的姿态。然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都知道老曾的励志名言:“打掉牙齿和血吞。”受了挫折和委屈,忍一口气,以后争一口气。这是从正面解读,然而,凡事看两面,在忍气发愤的同时,却也是在积累情绪垃圾,埋头生闷气。隐忍而争气的人,往往是喜欢生闷气的人。

  老曾的母亲姓江,在娘家过得衣食无虞,嫁到曾家,在经济上却很不如意。这江太性格好强,因此喜欢自己给自己壮胆,“好为自强之语”。嘴硬的同时,生过不少闷气。

  而曾爸爸是个性格懦弱的人,经常被曾爷爷训斥,估计也生了不少闷气。

  曾爸爸和曾妈妈性格方面的一些负面因素,对曾大哥还是有消极影响的,曾国藩在185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书中也有交代:“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可见老曾受父母影响,是个爱生闷气的人。

  老曾这人本性是争强好胜的,但他喜欢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大家都不傻,你喜欢装,总有人戳破你。例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攻克武汉,这是天大的喜事,老曾也掌握了实权,掌管湖北一方——署理湖北巡抚,有了一方的财权和人事权,手里还有兵,应该嘚瑟了吧?

  然而,老曾想得挺远,一则觉得正在戴孝,二则觉得要显摆谦逊的美德,于是上书向朝廷辞官。本以为咸丰皇帝会表扬一番,没想到咸丰是个聪明人,一道谕旨戳破老曾的假谦虚:“朕料汝必辞。”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我知道,辞官是意料中的事。

  “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好名,而且事情性质很严重——抗旨不遵。结果既要免官,同时还要严肃批评。这是咸丰给他的一棒,皇上的批评你还能回嘴吗?闷气是生定了。

  曾国藩对自己平生受的闷气有一个总结,我们看日记:“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遭遇的都是唾骂,在京城被权贵骂,不能还嘴;在长沙被绿营兵骂,还是不能还嘴,还嘴就必死无疑;在江西筹集粮草,像叫花子一样被人骂,又是不能还嘴。

  老曾都忍了,祸是没惹了,但气却上来了,一层层堆积在心里,这不是揣度,而是有曾国藩自个的心声为证:“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怄气了,不说,只管忍,这明摆是在生闷气,多压抑,多难受啊!爱生闷气的他,该怎么排遣?如何将其转化为正能量?

  受了气,说不得,只能“徐自图强”,图强是长远的事,但眼前的情绪总得有个疏通的管道,老曾在这个时候就得依靠文字了。

  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曾国藩被咸丰痛斥“好名”,老曾的情绪就在当年九月写给四个弟弟的家书中宣泄了出来,他是这样写的:“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大家都好名,谁都跟我一样,明明就是针对咸丰的批评而写的,倾诉心中委屈。但总不能在家书中抱怨万岁爷吧? 于是自我解释宽慰一番:“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皇上骂老曾“好名”,老曾心里难堪,但从辩证的角度一想,老曾我有了美名,必定有人因此承受骂名,原因很简单,你的能耐显示了别人的无能,相比之下,人家比我老曾更难为情。老曾在家书里这么一比较,心里也就释然了。接着,老曾上升到人格修养的程度:“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本来被皇上骂了一通,心里发虚,可这么一写,怨气散了,办法找到了,自己给自己壮胆,不怕了,可见老曾的家书功能很大,既能化解闷气,又能提升品质。

  曾国藩在江西,饱受同僚欺凌,他带的兵也是受气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信中,老曾哀叹自己的团队“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但自己毕竟是大哥,在向弟弟们倾诉烦恼时,总得给弟弟们树一个好榜样,于是清醒地指明自己应有的态度:“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

  对待侮辱,只有忍着不吱声,把业务干漂亮才是王道。利用家书也可以帮自己传达愧疚和抑郁。

  老曾一生最不痛快的是在江西,咸丰七年(1857年)他给弟弟的信就提到:“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老曾在江西受困,正在煎熬关头,他老爸的死帮了他的忙,他借着奔丧守孝一溜烟走了。

  好几年后,老曾这块心病难去,便借着向正在江西当官的弟弟写信,表明自己的内疚。得罪一个省的精英,心里肯定发虚,有这封家书传达,也算是给内疚的自己壮一下胆。

  家书既给老曾自己壮胆,也给亲人壮胆。曾家兄弟自攻破南京,天下以为湘军横行无对手,还没缓过劲来,却又杀出一对头——捻军。

  这支机智英勇的北方骑兵队伍打得曾氏兄弟摸不着北,连续丧师失地,朝廷对此甚是震怒,下旨痛骂老曾的弟弟曾国荃“调度无方”。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八日深夜,老曾写信给弟弟壮胆,提出他的处世名言:“打掉牙齿和血吞。”他认为弟弟被捻军大败,“颇有打脱门牙之像”,他建议弟弟“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同治六年,在表弟战死的情况下,又给弟弟写信,劝导他此次战败是“天之磨炼英雄”,要“咬牙励志”。

  这番话表面是给弟弟壮胆,其实也是给自己壮胆,弟弟打败仗受处分,他老曾能没事吗?当然,要给弟弟壮胆,自己得有料,他列举历次失败受辱的教训,然后跟弟弟说:没事,哥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的家书其实是将自己的恐惧、烦恼和压力文字化、物质化,在训导子弟的同时,也训导了自己。所以,曾国藩的家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