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勒叔叔的生蚝

　　并不是所有食物的最初体验都源于口腔。

　　初中有篇课文《我的叔叔于勒》，主人公的剩女二姐，好容易找到对象，于是一家人决定去旅行。游船上，父亲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漂亮太太吃牡蛎——我对牡蛎这种食物的认知或者想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

　　这个片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语文老师的肥东口音乡土气息浓厚，但身处内陆平原的我仍然觉得，第一，吃牡蛎这件事很高雅；第二，牡蛎这种海鲜应该很美味。

　　二十年前，去法国拍片，同行的导演老杨是重庆人，长着“不吃米饭要死”的中国胃，走到哪里都要找中餐。而翻译小宋在巴黎生活过，不时推荐我们尝尝法国饭，众口难调。直到有一天，小宋说：“我们今天去吃牡蛎吧？”我和老杨异口同声地问：“是《我的叔叔于勒》里写的那种吗？”

　　马路边一家餐厅，我们正经八百等牡蛎上来。现实总是骨感，没有像于勒叔叔一样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它们赤裸着，集合在侍应生的托盘上出现了。这一刻，我有点疑惑，忙问：“我怎么觉得，这东西有点儿像我们说的生蚝或者海蛎子啊？”小宋的回答非常决绝：“它们压根就是一种东西！”

　　是的，牡蛎就是生蚝，全世界温度合适的海边都生长。全世界对牡蛎的认识也有共通之处。首先，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都认为此物催情。中国人认为它“形以壮阳补肾”，希腊人的爱神索性就是从牡蛎壳里诞生的。其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享用牡蛎的最好时节是秋冬两季。西方人甚至规定，单词里没有R的月份不吃此物（南半球除外），因为五月到八月，正值繁殖期，生蚝身心俱疲，且体内分泌一种酸，不好吃——这与中国人对水产的时令选择也一致。

　　然而，在吃蚝的方法上，东西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中国以蚝入菜，可以煲汤、可以抱蛋，潮州做蚝烙、闽南蚵仔煎、胶东炸蛎黄、大连炖豆腐……但一定是做熟了吃，这应该是传统。

　　西餐中牡蛎也用黄油或奶酪焗烤，但最常见的是生吃，最多配上柠檬、甜辣酱或者红酒醋，还属于选项。生蚝极难保存，因此可贵之处就在新鲜，生吃应该是对它最好的尊重。坚硬的外壳包裹着柔弱的蚝肉，挑落一颗，灵动跳脱，接近百分之九十的鲜美汁液滑落食道的刹那，眼睛都睁不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顺滑中不失锋利的味觉体验，比如英、德就少有蚝客，电影里，憨豆把海鲜拼盘中的，号称牡蛎中劳斯莱斯的特级吉拉多生蚝弃如敝屣，看得我真心疼。

　　我好吃不求甚解，偶尔会参加所谓的“土蚝”聚餐，桌上罗列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蚝种，淡的重的口味一路吃过去，甚至有不用签证便环游世界的幻觉。在座都是美食行家兼地理老师，熟稔各种牡蛎的味型口感及出产地。我真记不住这么多外国名字，如果说真爱，我比较中意原产日本、现在更多生长在美国西海岸的熊本蚝，猫爪子一样，小小的，呆萌呆萌，弹性好，回口有水果味。但老师严肃地告诉我，熊本是入门级的，应该试试喜欢大牌的贝隆铜蚝，或者爱尔兰高威也比较有个性……对于一个三十岁才搞清楚生蚝就是牡蛎别名的人，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不过我还是决定继续在“蚝门”打打酱油，因为生蚝的美味和生活的美好。正如现在，我很難回忆《我的叔叔于勒》是不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却清晰记住了吃牡蛎的场景一样。对美食的追求，对体面生活的向往，都源自人的本能，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