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无法抵达

王向明

我的出生地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县城算不上十分遥远,但在20世纪90年代,骑自行车或是赶马车都需要半个上午才能抵达。因为交通不便和观念上的差距,农村人很少进城,城市里的人也很少过来。

我们家住的胡同里有四户人家,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三户邻居都有城里的亲戚。逢年过节的时候,时不时有汽车开进胡同。这是胡同最热闹的时刻,车子像是一条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车屁股后面汽油尾气的味道,是我最早理解的城市味道。它像是注入小村庄的兴奋剂,刺激着我身体内部的每个细胞。

每次车子离开,我们都会追着汽车跑出去很远,直到看不见车子的尾灯,才意犹未尽地停下脚步。我们追的不是汽车,而是对城市的向往。

城市到底什么样?有高山吗?有河流吗?需要日复一日下地干活吗?走进城市之前,这些好奇一直充斥在我的脑海里。

五六岁的时候,得知有一个姑姑生活在宝鸡,虽然在这之前我压根没见过她,但并不影响我因此产生的兴奋和躁动。我终于跟城市产生血脉上的联系,虽然遥不可及,但内心的渴望始终狂喜不已。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不上学,我都会守在胡同口,期盼有一辆冒着尾气的汽车从远处驶来,拐进胡同,“嘎吱”一声停在我家门口。有一次,汽车在前面飞奔,我光着脚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追。车子拐进了胡同,开到第一家的时候,我祈祷,往前开,往前开;开到第二家的时候,我祈祷,往前开,往前开;开到第三家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脸也开始红热起来,肯定是我姑姑来了,停下吧,停下吧。车子真的停下了,不偏不倚地停在那个破旧的院落门口,车还没停稳,我就站在了车门位置,汽油味扑面而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跟城市的关系那么密切。

车里的人没下车,隔着窗户问我,你知道哪个是某某家吗?我像是从美梦中惊醒一样,整个身体都处于麻木状态,伸手指了指胡同最里面一家。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姑姑,一次又一次跟父亲确认,父亲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姑在宝鸡。

直到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我家门口,父亲热情地往家里迎,并催促我“赶紧去给你姑倒水”,我才算真正见到传说中的姑姑。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姑父。他们没有开车,是步行过来的,这让我有些失望。城里的人不都是开汽车的吗?我的这点失望很快被另一种兴奋点燃,姑父说,他是开火车的。

那个我第一次见的男人,形象瞬间高大起来。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姑父会开火车的消息传遍了胡同,传遍了我所在的村庄。从此,我走路的姿势自信起来,我不但有了城里的亲戚,还有一个会开火车的姑父,足以让全村同龄的小伙伴投来羡慕的目光。甚至有人想欺负我的时候,会有人主动替我说话:“别惹他,他会叫他姑父拉一火车人来揍你。”

比姑姑到来还要让我兴奋的,是他们想把我带走。这不是官方消息,只是听一个邻居说的。姑姑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我们兄妹三个,我排行老二,他们想把我带到宝鸡去,当作自己的孩子。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丝毫没有要背井离乡的苦闷和要被父母遗弃的痛苦,内心反倒夜以继日地充满期待。

我终于要离开农村了,要去那座叫宝鸡的城市,终于不用追着汽车才能闻到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汽油的味道。我要扔掉母亲用红色的花布给我缝制的棉布书包,把脚上那双被大拇脚趾顶破的布鞋扔进村口填满垃圾的小河,我不要再穿带着补丁的衣服。我将有一个带着双肩背带的书包,穿上一双洁白的旅游鞋,每天把头发洗得柔软蓬松,用牛奶和面包代替早上的玉米糊糊。

姑姑走后却再也没有回来。我说出去的那些引以为傲的话,变成了笑话。我又听说,是母亲不同意姑姑把我带走,为此我气冲冲地推开家门,质问正在擀面条的母亲,凭什么不让姑姑带我走。母亲停顿一下,不急不恼:“别听村里人瞎说。”

种子一旦发芽,便开始疯狂成长,那种成长是野蛮的,没有章法的。在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母亲都心怀抵触,在心里埋怨她为什么不让我随姑姑去城里生活。直到我自己有了子女,才算真正理解母亲,为人父母,谁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給别人养呢?

时间赋予了人生更多色彩和可能。离开村庄的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去过很多城市,有的久居,有的逗留,也有的仅仅是路过,我是城市的过客,城市也是我的过客。南下北上中,我在走进城市与回到村庄中不断交替,一次次与城市无限接近,却始终在钢筋混凝土中难以寻找到归属感的顶点。村庄如同一个收放自如的磁场,时刻保留着将我收回的能力。即便我已在城市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有了与在村庄同样长达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但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依然会下意识说出河南北部那个县的名字。无论我在城市里被贴上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标签,内心深处,我生活过的村庄依然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

我变成了一只风筝,从乡村的原野飘到满是高楼的城市上空,煞有介事地认为自己早已脱离了泥腿子的俗气,却忽略了村庄是放风筝的高手,任凭我飞得再高再远,她站在大地上的烟火气里,每往回收一收手中的线,我就得乖乖跟着她的节奏一点点降落,最后栖息在长满庄稼的泥土里。

城市与村庄在长达二十年的斗争与较量之下,最终以明显的劣势败下阵来。这让我不得不承认,在村庄的牵绊之中,我始终无法在城市中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抵达。高楼大厦只是安放了我的时间和肉身,远去的乡土却始终霸占着我的灵魂。疲惫的时候,站在城市的楼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被自己无比嫌弃的那个破败的庭院,想起平原上那几亩郁郁葱葱的农田。

没有特殊情况,每年我都要从城市回到村庄。这些年,城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乡村也没有停下脚步。每次回到村庄,左邻右舍都下意识催促我说,你们也是在城市里混的,老家的房子就是脸面,不把房子翻盖一下,你爸你妈在村里显得多没面子。父亲也有此意,旁敲侧击地给我敲边鼓,我每次都含含糊糊地给挡了回去。

我不同意翻建老屋,不单是因为来自经济上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越来越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坐落在村庄之中的这几栋平房,我早已不在此居住,它非但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反倒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在外面累了、倦了,最想的不是出去旅游,而是回到老院子里坐坐,什么也不用干,也不需要人陪,菜园郁郁葱葱,鸟鸣清脆悦耳,所有的苦闷、委屈、不满,都会像树上掉下的一片落叶,让人懂得要学会放下。如果是夏天,拥抱完老屋之后,还可以到田野里走走,风吹麦浪,一片片金黄此起彼伏,脚下泥土丰沃,整个人瞬间就踏实起来。

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人和庄稼草木一样,都是有根的,一旦在某块土地里扎下了,即便是移栽到别的地方,根系内部也永远保有原有泥土的记忆。这种精神上的抵达,是我与城市之间唯一的缝隙,无论我如何努力,内心的归属,只能回归到遥远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