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完美机器”的好学生，终于觉醒

译蔚

刘一琳很怕输。只要在有竞争、有排名的地方，从小学到研究生，她都会不自觉地想成为好学生。

研究生快结束时，刘一琳开始关注自己和朋友的这种好学生心态。当时，从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书中，她意识到性别是被社会塑造的。那么，好学生是不是也是在规训和惩罚中，被老师和家长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

因此，刘一琳创办了“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豆瓣小组。这个小组从建立至今已有五万多名成员。她对组里的一个帖子很有共鸣：“不是为了成为好学生而成为好学生，只是在被动推着走。”

据小组制定的标准，有以下任何一个症状，可能就是“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自觉遵守老师和父母的规划，工作学习再忙也要努力完成任务；重视他人的正向反馈，完成任务是为了得到父母、领导和老师的夸奖；勤勉努力，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哪怕是游戏或休闲；害怕失败，尤其害怕受到上级的惩罚；习惯性讨好，不会拒绝老师和父母的要求，努力取悦身边每一个人。“好学生心态”不等于好学生。听话，是好学生心态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刘一琳不否认“好学生心态”带来的益处，比如优异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一些弊病也浮出水面，比如高度服从、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等负面情绪和行为。

为什么自称“受害者”？刘一琳解释道：“因为折磨的是我们自己。”

刘一琳的“好学生心态”从小学便开始了。

小学时，厕所在学校外面，路程远，加之排队的人多，常常还没解决生理需求，上课铃便打响。刘一琳索性憋着，继续上课。

还有一件事让她记忆犹新。小学时，她每天走路上下学，有一天刮台风，强劲的风将树吹倒，她爸爸劝她那天不要去学校，她担忧老师骂自己，对自己态度不好，拒绝了爸爸的提议。爸爸只得送她上学，到学校后，她发现班级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生。过了一会儿，老师以台风为由，将大家劝回了家。她爸爸告诉她不要那么在乎老师对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

但当时，对学校规则，刘一琳的看法是毋庸置疑需要遵从。这个习惯延续到研究生阶段，在课堂上想上厕所，刘一琳都不敢随意离开。

刘一琳的朋友是更严重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沒有旷过课、没有抄过作业，按时完成作业，即便要熬到深夜，即便她会做作业上的所有题目。她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考试时，偶尔做不出某道题，便觉得辜负了别人的期望，开始焦虑不安。

“好学生心态”让具有者在竞争中都处于全面压抑的状态。

清水想起，小时候因为成绩比别人好，她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各个方面都要比别人厉害，自尊心也越来越强。她记得有一次，爸爸在家里夸他们班上的一位同学，清水气哭了，心想，她也能做到，为什么父母不表扬自己？

清水也知道同学间应该互帮互助，良性竞争才能共同进步。“但处于压抑的氛围，会觉得别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清水说。

这也是徐凯文在做心理咨询时最大的挑战——把这样的价值观扭回来。“你周围的同学是你的敌人吗？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啊！”徐凯文是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也曾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他在《学生空心病与时代焦虑》的演讲中提出“空心病”的概念。徐凯文认为，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心中的预期，便不敢去努力，担忧承担不好的结果。”清水说。

那段时间，虽然在努力，但清水觉得很累，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

和那些有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徐凯文在想，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后来，他找到了答案，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没能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样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这大概是根本原因。

刘一琳觉得，自己对老师的顺从可能源于学校的奖惩制度。

小学二年级，父母便不检查刘一琳的作业了。她的作业有时会有很多错。当时，老师会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评级，评级低的学生的名字被写到黑板上。放学布置作业时，老师会带领所有同学大声朗读作业以及低等级学生的名单，比如“昨天作业得B等级的有×××、×××，他们的作业大错特错、千错万错、错上加错”……每次有人违反纪律或者写错题目，老师便会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念这句话，有时候还会带上名字。

因为迟到或者其他原因，刘一琳曾在讲台罚站，同学们则在下面大声念“错”字词语，她感到羞耻又愧疚。这样的规训只来自学校。刘一琳的父母可以理解刘一琳。他们给予女儿自由，在家里不设立这样严格的奖惩制度。

和刘一琳的父母不同，从小学开始，清水的爸爸告诉她，不好好读书，将来要去外面扫大街或摆摊。清水很抵触这样的言语。“事实上，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赚钱，只要是正规合法、自食其力，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现在，父亲和清水的对话，变成了工作。父亲和清水妹妹的对话，则都是关于学习。只有看书、运动才能叫爱好，与学习无关的都不行。当清水提出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时，父母认为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认为清水应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一名公务员或是老师。反驳父亲的“功利化”是无效的。父母通常的回答是：“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徐凯文认为，不是学生空心了，是整个社会空心了，才有这样的结果。

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里，清水感到自己是被包容和接纳的。在小组里，大家有相似的经历，互相理解。对其他人诉说，他们只会喊口号：“那你去努力啊。”但清水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还在摸索。

成立小组至今，刘一琳的心态好了一些。虽然找不到工作，但至少写完了论文，完成了实习。焦虑感缓解后，她觉得自己最近可以好好睡觉了。成立这个小组，刘一琳最大的期望是，满足别人期待的同时，小组里的人更能重视自己的需求。想拒绝的事，可以拒绝，感到累，可以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