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妈最近的一次吵架，还是为了钱。不是我问她要钱，或者她问我要钱，而是她要给我钱，我不肯要。话说到最后，我妈已经带了哭腔，我不得已把钱收下。看见账户余额多了五千块人民币，心上的血管像被打了结，拉紧，又打一个，系成死结。我妈没有再回复我，她恐怕也睡得不安。为什么会这样，我并不想如此。
冬令时的欧洲，时间向前拨一个钟头，刚过五点，黑夜就铺天盖地地降落。遍地的乌鸦随风而起，随即隐没在黑暗当中。我来荷兰之前就申请到了奖学金，换句话说，我是因为申请到了奖学金才来的。在到达之后，我仍在继续想办法薅一切羊毛，如租房补贴、保险补贴、奖学金补充等，只要可能拿到的福利我都一一去争取。没错，我想要多一点钱，哪怕有了奖学金，再多一点也是好的。钱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并且最重要的是，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钱，只能来自我自己，不能来自别人，哪怕这个人是我妈。
我也不知道这种拧巴的性格是从哪里来的，我妈把这称为“太要强”，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从读大学高年级起就不再向家里伸手，靠着奖学金和稿费应付生活所需，不是他们不给，而是我每次都跟他们说，钱够花。我妈好几次把钱打来，都被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那些金额在我眼中火烧火燎，无法直视。在身边同学向父母索要零用钱时，我发现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做到这一点。当时我刚过二十岁，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反而认为自己早早“独立”是一种“光荣”，从来没有想过那份奇怪的羞耻心从何而来，它背后不安和焦虑的底色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许多小时候的事。有一件事，我记得极为清晰，像口袋里过期的电影票，名字都模糊了，当年身临其境的惶恐与不安却依然记得。小升初的时候，我考入市里最好的初中，为此我爸妈交了一笔择校费，我成绩足够好，但那笔钱必须交，两万八千八百块，我至今记得这个数字。我爸妈笑着说：“本来想着，让你在家门口上学就算了，一分钱不花，我们还落得清闲，可谁让你成绩好呢？”家门口的学校只有低得可怜的升学率，染发、烫发、打耳钉的学生们从校门走出来，是我想象中不良少年的模样。现在想来，他们或许是在开玩笑，但十二岁的我不会这样以为，我以为是成绩拯救了我，否则我将和他们一样“堕落”，所以我必须保持好成绩。“家门口的中学”像故事里的老虎，一路追赶着我，仿佛时时准备咬住我的屁股，将我拖入深渊。因此我不敢松懈，不敢偷懒，“中考要是考砸了，你还能去哪儿，你就只能回家门口吧”，如今回忆起来，说这些话时，他们往往都是笑着的。我几乎可以断定，正是类似带有威慑力的“玩笑”，毁了我最初对于学习的兴趣：我努力不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而是出于心底的恐惧。
中考出成绩之前，学校忽然出了新政策，初升高的择校费涨价，平均到每学期是九千块人民币。想要获得减免，必须考到某个分数线之上，否则就逃不掉这笔钱。“如果你没考到×××分以上怎么办，去F中？”有天散步时，我爸忽然这样说。虽然如此，我内心并不想去F中，但又在心里默默算一笔账：每学期九千块，六个学期就是五万四千块，这笔钱值得吗？如果我交了钱，高考又考得不好，该怎么办？卷子已经上交，我什么也做不了。这个问题对于十五岁的我，太难太难了。那时，夏天的白日长到无穷无尽，散步散到最后，阳光终于显露出力竭的样子，原来它也会累。我们回了家，我说：“没关系，都听你们的。”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成绩超过了分数线，如愿拿到奖学金，升入高中部。“你还挺幸运。”他们笑着说，我也笑了，于是我也认为是幸运，觉得是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没有人意识到，于我而言，每一次的胜利，都意味着渡过了一场与钱有关的危机，包括我自己。钱很重要，我需要靠着自己的成绩，靠着自己，解决这些关于钱的问题。无形之中，这个概念如同做了移植手术般置入大脑，缠绕着动脉、心脏，直至神经末梢，像血栓一样瘀滞，与羞耻牢牢绑定，令我无法畅通地开口说：“爸妈，我需要钱。”
其实来欧洲前，我早已拿到学校的offer，只是在等奖学金的通知。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的月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下巴长满痘痘，开始一把一把地脱发，固然我什么也没说，但我的身体比我的精神先一步诚实地焦虑起来。我妈说：“难道你没奖学金就不去了吗？妈妈出钱送你去啊。”我爸说：“对呀，只要你想去，家里就供你出去，这有什么？我们早就把这笔钱准备好了。”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是太晚了。事到如今，强大的惯性已经迫使我每每遇到类似状况时，便开始为自己找出路，也就是为自己找钱。而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高中时，我妈会帮我整理错题，直到毕业，错题集厚厚一本；现在我学业繁忙，她却已经帮不上我了，只能凭空担心着，或许还掺杂一些落寞。我在长大，她在变老，如今在她眼中，唯一能帮到我的方式，大概就是打钱。我和我妈说：“别打钱给我了，我真的不缺钱，如果我缺钱了，我会问你要的。”她反问我：“你说的是什么话？你什么时候问我要过？”
在重温《请回答1988》的季节，我脑海中又闪过其中的片段。娃娃鱼同正焕说：“妈妈不开心，是因为你们过得太好了。想让妈妈高兴的话，就说，我需要你，妈妈。”于是我收下了钱，我妈随即发来一个龇着牙的笑脸，我能想象到她在屏幕那边的表情。
莱茵河在窗外缓慢地浮动，乌鸦在看不见的枝头静默，水鸟和野鸭也都在岸边睡着了。诗人柯勒律治说：“人知莱茵河，洗净哥龙市，水仙你告我，今有何神力，洗净莱茵水。”我眼眶发酸，不是因为所谓的感动。积聚的情感经年阻滞，我还是努力“克服”了羞耻，尽管我并不想。
这并非一个关于和解的故事，也并非一个关于控诉的故事。万物变幻，多少细微的尘埃凝结其中，构成复杂又简单的人。我在混乱的思绪中睡去，梦里独自行走在异国的深秋中，落叶将我紧紧围住，似乎在向我索取一丝暖意。
次日醒来，手机上跳出我妈发来的信息：
双十一要来了，帮我买点东西吧？我不懂那些规则，看着费劲，我想要面霜，还想要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你看着买吧，帮我挑挑？这次就不给你钱了，好吗？
空气中带着薄荷的气息，一只乌鸦忽然降落在栏杆上，啄去一滴雨水，毫不怕人地与我对视，它歪头看一看我，像是在询问我的意见，见我不说话，随即轻跃地飞走了。
我给我妈发去信息，说：好的，妈妈。
（火箭熊摘自微信公众号“一个”图/鹿川）
诗剧
天空晴朗，
星星像铃铛一样，
白昼短暂，
炉火升起，
这一天满是安宁和期待。
——珍妮特·温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