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迅疾发展，带来可观的进步。但所有新的都是好的吗？在今天这个晚期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更注重“占有”而不是“存在”，这也是进步吗？
半个世纪前，弗洛姆在《存在还是占有》一书中提出，人类的生命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存在与占有。存在，意味着通过体验、关切、创造与爱来展开生命，与世界保持一种开放而生成的关系；占有，则是把一切都视作财产与对象，把生命化约等于计算与控制。存在让人以善意回应善意，以信任回应信任；而占有则驱使人紧紧抓取，把世界囚禁为“属于我”的东西。
进入晚期现代社会，我们习惯以“占有”的方式生活。消费主义教导我们通过购买来确认价值，竞争逻辑驱动我们不断比较得失。自然成了一份可以无限开采的资源清单，社会被理解为功利性的舞台。甚至爱情，也常常沦为一笔投资：人们衡量条件，计算回报，把亲密的情感异化为一场交易。婚恋市场上的择偶条件表，更是一套占有逻辑：学历、收入、房子、车子，身高、外貌，仿佛爱情只是资源匹配的结果。
这里驱逐的是“恋爱脑”，欢迎的是“精算脑”。
在爱情里，人们先计算条件与前景；在友情里，交往取决于“有没有价值”；在亲情里，连陪伴也可能被计入机会成本。久而久之，我们习惯在心底安放一本无形的账簿，把一切关系转化为得失记录。人们或许因此变得理性，却也逐渐丧失激情与善意。
精算型人格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让我们与世界的深层关系不断疏离。自然不再是可以亲近的天地，而是一份等待开发的资源清单；社会不再是共同体，而是功利的舞台；他人不再是可以相爱的生命，而是可被使用、交换甚至舍弃的对象。
问题是， 这样过得幸福吗？我们活出了真正丰沛健硕的人生吗？
当代技术造就了无与伦比的感官刺激产品，包括视频、游戏以及各种人造景观。我们的感官体验被过度加载，但与此同时，这种感官体验是一种代偿性的满足。通过影像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我们获得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感官体验。然而，这些技术也让我们与最直接、最真实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被隔绝开来。
一方面，我们被不断刺激的感官需求得到了过度满足；另一方面，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直接体验变得迟钝，甚至麻木。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指出，他们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过早来临的沉沉暮气，以及过早消逝的青春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