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肉包子而不喜欢糖包子，而肉包子中又特别中意一口咬下去就能咬到肉馅的那种大包子。若一口咬下去见不到馅，一气之下我会直接把包子对分成两半，从有肉的地方开始下口，一口就把肉馅吃完之后，剩下的面皮便在手中捏成团，然后扔它个老远。
长大成人以后，每到一地我都会四处打听这座城市肉包子们的下落，除了找当地朋友询问，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住进当地政府招待所，等候第二天免费早餐中肉包子的到来。其结果一般来说，基本能代表当地肉包子的味道水准。
2005 年，我从成都迁到北京，从到来的第二天早上开始，便踏上了寻找和发现肉包子的欲望之路。结果一家又一家的包子让我大失所望，包括“名包”狗不理，也感觉口感平平。后来我想，狗不理用半发面的方法制皮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它的馅是把猪肉直接绞成肉茸的，而不是先绞（切）成片再绞（切）成丝然后绞（切）成粒，这是问题之一；肉馅里加入的是“酱油”和“芝麻油”，而不是加入“盐”和“猪油”，这是问题之二。这两个问题会使猪肉包子的口感大打折扣。不知当年美食家慈禧太后是怎样喜欢上袁世凯贿赂给她的狗不理包子的。
所以在北京，我有时只好去味道相对好一点的杭州小笼包子铺，请师傅把一笼十个的小笼包子，做成一笼两个的大肉包子，以过一口咬下去肉馅和面皮混满一口腔之瘾。
但我在北京吃到的最好吃的肉包子不是在某家馆子，而是在望京黄珂家宴上吃到的“黄氏包子”。一次黄珂用手工切剁的鲜猪肉、粉条、香葱等做成馅；另一次他用重庆山里咸肉、鲜冬笋、青蒜等做成馅。我常常是守在蒸锅旁边，等着揭开锅盖一刹那，当看见白白嫩嫩饱饱满满的包子，我不禁冒着烫伤的危险，朝腾腾的蒸汽中抓了过去，趁热连吃两个解馋，仿佛一下又回到了幸福的童年，并让我想起了20世纪70 年代初的一件事。有一年春天，父亲陪着母亲去重庆看病回来（那时从老家酉阳到重庆，需乘车坐船三天时间才能到达，感觉好远好远），母亲兴奋地对我说，二毛，重庆的大肉包子才好吃哦，第一口咬下去就是肉，第二口咬下去还是肉，本来想给你带两个回来，但又怕这么远的路会坏掉。当时把我的清口水都说出来了。那时我就怀揣理想，一定要亲自去重庆吃大肉包子。
那么包子这个小尤物最早又是何时出现的呢？据史书记载，馒头一词出现在三国时期，那个时候的馒头都是带馅蒸熟的，也就是我们最初的包子。据《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市上有羊肉馒头出售，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六记载，临安市上卖的馒头有糖肉馒头、鱼肉馒头、茄子馒头等。宋人称为“包儿”，也是使用面、包馅、蒸熟的一种食品。《梦粱录》中还载有临安的市上出售“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江鱼包儿”“鹅鸭包儿”“蟹黄包儿”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专卖灌浆馒头的，也就是“灌汤包子”。
到了清代，扬州地方制作的“灌汤包子”更为出名。清人林兰痴《邗江三百吟》中有一首描述“灌汤肉包”的诗，诗前写有小序云：“春秋冬日，肉汤易凝者灌于罗细面之内，以为包子，蒸熟则汤融而不泄。扬州茶肆，多以此擅长。”其诗曰：“到口难吞味易尝，团团一个最包藏。外强不必中干鄙，执热须防手探汤。”
肉包子这个东西，不论男女老少蓝领白领都是喜欢的。今年7 月去成都，诗人、肉包子的爱好者李亚伟在他的香积厨请我吃饭之前，从外面提了几个大肉包子进来，我眼睛一亮，便伸手拿了一个先吃为快，而李亚伟则是用以喝酒前的开胃垫底。
第二天，画家朋友春晓以及《四川烹饪》的周思君编辑，我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又聊起了肉包子。春晓说，双楠有一家包子铺，肉包子馅多味好皮薄而松弹，糖包子是用猪板油、黑白芝麻及粗颗粒白糖做成的馅。于是我提议立马驱车前往，当我拿起一个肉包子，一口咬下去的一刹那，油和幸福便从两边嘴角流了下来……
我始终觉得，要充满着暧昧关系的肉馅和面皮才算是一个幸福的肉包子。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几样别致可口的肉包子，那么这座城市不仅缺少一种重要美食，而且缺少一种浪漫。
如今北京南新仓天下盐已经有从老家重庆酉阳引进的包子了。我认为好吃的包子除了看起来性感，还要看起来同时有三：一、折皱卷起的是一酒窝或旋窝，而不是封闭的（ 机器包的就是封闭的）；二、刚蒸出的包子皮表面要有油脂浸出的痕迹；三、里面的馅不能像是一个肉丸子，而是松散柔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