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代也有朋友圈，相信每年刚一入秋，就会被他们各个派系的美味佳肴，以及酒过三巡之后，那顿更馋人的“深夜放毒”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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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爱吃，和他的才华一样，都是出了名的。而到了果蔬成熟、鱼虾正肥的秋天，当然要大吃特吃。
被贬黄州时，苏轼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不仅居住环境一般，吃的也不合口。为了改善伙食，顺道给苦闷的生活找点乐子，他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食材。萝卜、白菜、荠菜等蔬菜，自然就成了诗人的实验对象。
虽然用的都是普通的蔬菜和碎米，但据他说，这“东坡羹”
在锅里慢煮，又点上了几滴植物油，出锅后口味竟然不输之前吃过的山珍海味。在《菜羹赋》中，他盛赞其“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
比“东坡羹”还出名的，当数中国历史十大名菜之一的“东坡肉”了。在他的慢火细熬下，色泽红亮、味醇汁浓、酥烂而形不碎、香糯而不腻口的“东坡肉”诞生了。
回想苏轼刚到黄州时，曾自嘲：“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因“乌台诗案”蒙冤被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的他，没有一味地哀怨，反而从“鱼美”和“笋香”等美好的事物中，看到了生活可爱的一面。所以苏轼的爱吃，其实深藏着一种人生态度：他这一生算得上如履薄冰，按理说到了秋天，眼见一片萧瑟，难免有悲凉的心境。可他每到一处，都会用热气腾腾的美食，对抗人生的“寒冬”。这才是苏轼他老人家从美食中萃取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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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苏轼还馋、还爱吃的，西晋时的名士张翰算一个。
当时张翰在首都洛阳“北漂”，就任齐王司马冏的幕僚，算得上事业有成、名扬四海。
可在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他独自站在异乡的庭院，眼见洛阳城黄叶飘零，凉意渐浓，忽然想起了千里之外，生养了他的江南水乡。而张翰最思念的不是什么风景或者故人，而是两道家乡的美食。
其一是“ 莼菜羹”， 取生在水中，叶片椭圆，且背面有胶状透明物质的莼菜烹饪而成。其二是“鲈鱼脍”，吴淞江的鲈鱼，到了秋天尤为肥美，肉质洁白鲜嫩，将其精细地“脍”成极细的生肉片，再蘸料生食，吃进嘴里脆弹到了极致，又鲜美到了骨子里。
想起一别故乡多年， 竟再也没吃过这两道人间至味，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当即辞去官职，命人驾好马车，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归途。这件在《晋书》和《世说新语》中均有记载的趣闻，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大家都好奇到底是多爱吃的人，配上多好吃的美食，才能发生这么传奇的故事。
后世的文人，也就此展开了无数的创作和想象，像是传世的典故和成语“莼鲈之思”，便是对他思念家乡、热爱生活，又品格高洁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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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位吃货的故事，还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可明末清初的李渔，对美食就多少有点“魔怔”了。
他对秋天那口螃蟹的情感，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爱到了痴迷的境界。
据说，李渔将九月和十月命名为“蟹秋”，还没等螃蟹上市，就开始了仪式感满满的准备工作。
第一步是提前几个月存钱买蟹，缩减一切爱好和生活的支出。家人笑他是“以蟹为命”，他也厚脸皮地将这笔钱戏称为“买命钱”。
第二步是全家出动，一起清洗大瓮酿酒，用以腌制糟蟹或者醉蟹。
这些器具后来都被冠以“蟹名”，糟叫“蟹糟”，酒叫“蟹酿”，瓮叫“蟹瓮”，就连处理螃蟹的丫鬟，都被称为“蟹奴”，足见文人的一片痴心。
等到螃蟹正式亮相，李渔就纵情地“醉”在其中了。
烹饪上，他认为螃蟹的色香味已达极致，羹、脍或煎炸等复杂的烹饪方法都是画蛇添足，只有清蒸，很大程度地还原蟹的本味，才是“人间正道”。
在他的名作《闲情偶寄》中，李渔称之为“世间好物，利在孤行”，将吃蟹升华到了哲学高度。
吃法上，李渔也要亲力亲为，一开始家人好心代劳，他反倒觉得添乱，形容这些蟹肉是“味同嚼蜡”，只有自己“旋剥旋食”（边剥边吃），才最为甜香。
据史料记载，从螃蟹上市到下市的几个月里，他每天都要吃蟹，甭管天气和身体的好坏，一日也不会缺少。
热爱到了这种程度，“蟹痴”的名号恐怕都差了些意思，私以为，如果吃货们也想选个祖师爷，拜他老人家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李渔对螃蟹的感情，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明朝灭亡后不愿出仕，固然证明了他文人的气节，却也让他一生不再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所以吃蟹和他喜欢种花养草、编写戏剧一样，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出口。
正是对生活的细微之处，有着极致的热爱，我们才有机会穿越历史，看到了极度痴迷螃蟹，又写下了《闲情偶寄》的李渔，也了解了鲜活、有趣、用热爱生活所有细节的方式，宽慰自己的李笠翁。
或许他和苏轼、张翰等秋天的吃货一样，与其说是热爱美食，不如说是用食物和正向的情绪来唤醒生命的热情，帮助自己重建和世界的联系。
在失意与麻木中，在秋风的苍凉与萧瑟中，一碗热汤、一筷时鲜，都足以支撑他们/我们，继续前行。